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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黔西南文物古迹》一书的历史文化价值

发布时间: 2017-12-14       我有话说(0人参与)A-A+

即将出版的《黔西南文物古迹》

我州著名文物考古专家、民间民俗文化学者、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顶效贵州龙科考站顾问、黔西南州民族宗教事务局民族文化研究顾问、黔西南州文化产业发展顾问黄理中先生编著的《黔西南文物古迹》一书,即将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这是一本研究黔西南地方历史文化的著作,更是黔西南地方历史文化研究的珍贵资料。本书的出版,是富有历史性意义的一项文化成果。

黄理中近照

本书由作者收集整理了1989年第一次全国文物普查时黔西南的文物古迹相关资料,加上作者从事文博工作几十年的调查资料和理论研究的成果汇集而成。全书共分四章。第一章介绍了黔西南这块土地上最珍贵的历史文物,有国家一级文物铜车马、提梁壶、连枝灯、摇钱树、抚琴佣等;有黔西南境内我国首次发现的三叠纪海相地层水生爬行动物“贵州龙化石”;以及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兴仁交乐汉墓群”等。第二章系统编列了黔西南文物保护单位名录,把黔西南州八县市的文物保护单位分类进行了系统编辑,分为“古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刻摩崖”“近现代重要史迹及建筑物”等部分。第三章辑录了部分黔西南州珍贵文物藏品。自1987年以来,黔西南州开展了文物的征集收藏工作,通过各种渠道,积累藏品七千余件,本章展示了其中的精华。有古生物化石标本、人类化石、石器、骨器、陶器、铜器、铁器、金银器、古钱币、宝石、古籍、革命文物和民族文物等。第四章辑录了作者几十年来参与考古发掘、文物调研工作,民族民间文化考察与研究的相关资料和成果。

《黔西南文物古迹》一书的内容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图文并茂。图片文字均为第一手资料、十分珍贵。文字解说精确规范,如“黔西南文物保护单位”中的古建筑有建筑风格、结构、大小等方面皆有精准描述,对古碑刻的大小、字数和碑文均作介绍或辑录。第二、内容较为系统全面。如今已经消失的一些古迹遗址可以在本书中看到其原貌,可以找到重要的历史依据。第三、生动再现当年考古发掘、文物征集工作的场景、轶闻趣事等,反映文物考古工作的艰辛与快乐。第四、历史文化、民族文化研究较为深入,具有一定的创新性理论价值。因此可以认为这是一本集文物古迹资料,考古发掘、文物征集工作实录和地方历史文化、民族文化研究成果为一体的重要著作。

黄理中(右)和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古人类学家黄蔚文教授考察猫猫洞古人类遗址。


从本书中,我们可以清楚地探寻黔西南历史。黔西南虽然地处偏远,但拥有悠久的历史文化。兴义顶效“猫猫洞”古人类遗址、安龙龙广观音洞遗址、安龙城南铜鼓山南侧菩萨洞遗址、贞丰百层观音洞遗址,这些遗址中出土了古人类下颌骨、下肢骨、人颅骨,以及动物化石、石器、壁画等等。这些人类早期文化遗存研究表明,早在一万二千年以前,我们的祖先就在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了。

春秋战国时期,这块土地上,不仅人丁兴旺,而且已出现了灿烂的青铜文化,本书记载的普安铜鼓山青铜冶炼遗址中发掘的石簇范、石戈范以及铜渣、坩锅等,有力地说明了青铜兵器的铸造在那时已十分普遍且具有较高水平。在同时期的西南片区,铜鼓山是夜郎考古中至今唯一发现冶炼青铜兵器的遗址。秦汉时期,黔西南与中原和周边省区就有广泛的联系,有着频繁的政治经济军事往来。《汉书·西南夷传》中记载:“至成帝河平中,夜郎王兴与句町王禹,漏卧侯俞,更举兵相攻。”“窃闻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余万众……滇王者,其众数万人。”司马迁在《史记》中称:“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后汉书》又说:“东南接交趾,西有滇国,北有邛都国、巴,黔中以西到滇池,皆夜郎国也。”以此分析,以安顺平坝为中心,北盘江流域一带各县,云南广西的部分地区均为古夜郎国。从春秋战国到秦汉,西南荒蛮之地,民族众多,部族国林立,纷纷扰扰,从无安宁。即使汉武帝收复西南夷,“独夜郎、滇受王印。”其余诸王国仍不服汉的管理。可见部族间的战争从未停止过。《黔西南文物古迹》一书辑录了那个时期的兵器:“一字格剑”“青铜钺”“曲刃矛”等,这些散落在黔西南崇山峻岭中的古代兵器,它们有力地证明了黔西南作为古夜郎国属地,曾参与了各西南王之间相互攻伐的战争。面对这些古物,我们甚至可以这样想象,很久很久以前,接夜郎国君王命,不久出征漏卧与句町,于是锻造青铜兵器。普安铜鼓山昼夜炉火熊熊,高达1000多度的铜汁翻滚着,缓缓流进石模,淬火与锻打的声音像古老的乐曲,沉闷而单调。这些崭新的青铜兵器,将随战士走向沙场。在一次长途行军中,困乏的兵士坐在道旁休息。长夜过去,曙色中传来卒长呼喊,士卒赶紧起身,匆匆忙忙奔前而去,佩剑落入乱石而没有觉察;或许是另一场战争,由于指挥失利,部队大败而归,兵士纷纷回逃故乡,慌不择路,丢盔缷甲,失了兵器;也许是一个这样的故事,年老的兵士,杀敌无数,荣归故里,君王许他不再征战,于是他不想再带这血刃之物回家,走过野草丛生的小路,随手扔下。甚至还能听到《诗经·邶风·击鼓》中“击鼓其镗,踊跃用兵。土国城漕,我独南行。”的声音。远古悠悠,鼓声不断,班马萧萧,林木悲吟。古越人着青衣,梳椎形发髻,手执青铜钺、曲刃矛和一字格剑,奔跑着,厮杀着,青铜剑幽光冷寒,仿佛穿透这厚重的岁月,刻划书写下古老民族生存斗争的篇章。在这偏远地区,在这绵长而深邃的山谷里,那战斗呐喊声,仿佛还回响在耳畔。

黄理中(右)和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李锦铃教授率领的科研组考察贵州龙动物群化石。

沧海桑田,光阴荏苒,纵横于战国至两汉时期的古道、曾经的乡驿,早已变成田畴、荒野。在石漠化严重的黔西南,遗落的古代兵器悄然散隐于乱石之中了。千百年后,我们却能惊喜地在本书中找到一串青铜的小钥匙,去开启那尘封的历史。

本书中的精品文物:青铜摇钱树和青铜连枝灯,从它们铸造的形制,叶片的纹饰,可以去探寻这块土地上古越民族的文化发展和文化特征。摇钱树叶片上的“司傩”图案,连枝灯上奏乐人的锥形发髻都表明,春秋秦汉时期,这儿生活着古越人。他们是苗族、布依族等民族的祖先。可见那时各民族交错杂居,相互融合在一起。摇钱树的铸造在西南地区十分普通遍,它反映了西南的自然地理状况以及少数民族的自然崇拜和向往美好生活的愿望。还有汉代青铜器提梁灯,是1987年,在兴仁交乐汉墓出土的,提梁灯的横梁上,坐着一个小人,双手合十,似在祷告。这证明了一个历史事实,本地区曾在西南古丝绸之路上,也说明了汉代在铸造这盏提梁灯的时候,本地区已经受到了佛教的影响。本地区佛教的传入路径,应是经东南亚传入的。黔西南与云南、广西毗邻,这两省均是边境省份,必然深受来自于外域的影响。《汉书·张骞传》中记载,张骞在向汉武帝汇报时,曰:“臣在大夏(今阿富汗)时,见邛竹杖、蜀布,问安得此,大夏国人日:‘吾贾人往市之身毒国。’”身毒即为天竺,也就是印度。由此可见,四川的商品卖到了印度,大夏国人在印度买到了这些东西,大夏距印度近两千公里之遥,而“蜀”与“天竺”又有几千公里,可见汉时中外商贸之发达。在印度出售的四川商品又是从中国的哪个地方出去的呢?经研究:西南丝绸之路从西安到成都再到南亚、东南亚。要通过山道崎岖的陕康藏茶马古道,从川入境云南,或从成都南出发,经宜宾、曲靖、昆明、楚雄。两条路线在大理汇合后西行,经漾濞、永平、保山、腾冲出缅甸。那时巴蜀地区的蜀锦、漆器、铁器、枸酱沿着这些路远销往东南亚。而东南亚商人又将这些商品带到了大夏。有出即有进,在中国商品出口的同时,外域文化也传入了中国。这盏提梁灯就是最好的物证。

文物上的记忆是最真切的记忆,是历史文化最好的佐证。借助《黔西南文物古迹》一书,我们能窥见历史真实的面貌。

黄理中在考古现场

黄理中先生生于1938年,贵州省郎岱县(今六盘水)人。1984年以前,先在贞丰县从事教育工作,后到贞丰县文化馆和文化局担任领导职务,负责文化方面的工作。1984年调入了黔西南州文化局任文物科长。至此,便与文物考古、地方历史、民族文化结下了不解之缘。系统接受了“考古学”“博物馆学”“民族学”“鉴定学”“古建筑学”“陈列保管学”等方面的专业培训,从一个外行成为了“土专家”。此后,行走于黔西南秀丽的山水之间,沐风浴雨几十年。参加了贵州省第一次夜郎考古对普安铜鼓山的发掘工作;参加了1987年兴仁交乐汉墓发掘工作;1989年参加了全国第一次文物普查工作;后来负责筹建“兴义贵州民族婚俗博物馆”“黔西南州博物馆”和“贵州龙博物馆”等。亲自参与发掘和征集的文物达七千余件。其间,与我国著名考古学家、故宫博物院青铜器鉴定专家杜迺松先生、朱家缙先生,我国知名古人类学家黄蔚文、袁振新先生,古生物学家李锦玲教授、江大勇教授、赵喜进教授、金帆博士、李淳博士等专家学者有过广泛接触,共同探讨黔西南历史文物及古生物的发掘与保护工作,出席在北京举办的“世界地质公园大会”和“中国古动物学会第九次年会”等学术会议。黄理中先生一辈子跋山涉水、身体力行,做了大量的考古、考察、研究工作,为黔西南地方历史文化民族文化的研究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本书中收录了他的研究文章,主要有《贵州龙化石资源的保护与开发利用》《交乐汉墓出土文物赏析》《黔西南发现的几件青铜器与夜郎文化的关系》《布依戏的形成和发展》《历史悠久的民间传统文化—布依傩仪》《黔西南文物精华》等,这些文章切合实际,见解独到,是对黔西南地方历史文化研究和发展的真知灼见,是十分珍贵的。

《黔西南文物古迹》一书,具有很高的历史文化价值:一、为研究黔西南地方历史文化,民族文化提供了第一手宝贵的、系统而全面的资料。二、为增强地方文化自信,挖掘地方历史文化资源,发展地方旅游业,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三、填补了我省地方文物古迹资料系统整理的空白。四、随着时代的变化,岁月的变迁,它的价值将更加凸显,长远来看,它的出版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作者:陈明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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